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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方擴散路線”相關的重要遺址及其年代和出土的石制品

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1963年出土石核的技術分析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李鋒 供圖、供稿）：早期現代人的現代線演化和擴散是目前學術界關注的熱點。針對早期現代人向歐亞大陸東部擴散這一問題，人北學術界以往多關注沿歐亞大陸南部——阿拉伯半島、散路印度、研究東南亞等區域擴散的成果“南方路線”，較少關注沿北部區域擴散的早期最新“北方路線”。近期，現代線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李鋒、人北高星、散路陳福友與來自德國、研究美國的成果同行合作，分別在Science Bulletin（《科學通報》）和PLoS ONE（《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上發表了關于早期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的早期最新最新研究成果。
古脊椎所高星團隊針對早期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這一問題已經發表了多項研究成果。現代線應Science Bulletin邀請，人北該團隊為其“研究亮點”（Research Highlight）撰寫了早期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的評述，于2020年6月19日在線發表。化石人類學、古基因組學、考古學等多方面證據表明，距今約5-3萬年間，早期現代人曾沿中亞、西伯利亞、蒙古、中國西北地區等向東擴散（圖1）。這一擴散晚于沿南方路線擴散開始的時間（距今約12-8萬年），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過程，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并且擴散的機制和動因可能有所不同。早期現代人在沿北方路線擴散過程中與古老類型人類（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有過頻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類基因交流歷史的復雜性。“北方擴散路線”的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且擴散過程中與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態，提醒學者在討論我們的直接祖先——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時應該更加重視區域復雜性和基因交流的頻發性。
石制品技術是論證早期現代人擴散路線的重要證據。因與早期現代人出現的時間重疊、出土具有行為現代性特征的文化遺物（如裝飾品）等，學者們通常認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Initial Upper Paleolithic，IUP）的文化遺存與早期現代人相關。以往的研究立足東北亞不同區域石制品技術的籠統對比，提出了此類技術的擴散路線，但缺乏以人類行為決策為基礎的詳細技術對比。針對此情況，高星、李鋒團隊選擇寧夏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石制品開展了詳細的技術分析。該研究將古人類的技術實踐看作行為決策過程，通過對石核準備、臺面修理和剝片面維護、剝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產階段行為決策的分解與提取，重建古人類的技術知識體系（圖2）。通過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外貝加爾地區、蒙古北部地區相關IUP遺址石制品技術的對比，發現不同地區存在一定的區域技術特點，但總體上水洞溝第1地點的石制品技術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更為接近；相較而言，其與蒙古北部和外貝加爾地區差別較大。結合各個地區目前已有的年代學研究結果，他們提出東北亞地區IUP石葉技術的擴散是多路線模式（如圖1中的紅色箭頭所示），而非之前學者提出的單線擴散模式。此項研究從考古學角度揭示出早期現代人的北方擴散路線并非單一的，而可能存在多條路線，表明早期現代人擴散的復雜性。該項成果已于2020年6月15日在PLoS ONE上發表。
現代人北方擴散路線的相關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環節，給研究者提出了諸多新的課題。目前中亞、中國西北地區等發現的相關考古遺址還較少，亟需系統的調查以填補北方擴散路線上的空白，使得該路線更為完整、更加充實；早期現代人化石的發現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較少，基礎數據有待補充；北方擴散路線所在的區域地理環境多樣（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現代人擴散過程中對不同生態環境的適應是今后相關研究的重點；早期現代人擴散中與古老類型人類基因交流頻發，他們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在考古學材料中辨識等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內容。目前，高星團隊正在開展中國科學院國際合作局資助的“一帶一路”專項項目的研究，立足“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和國家的史前考古學研究將補充此區域古人類學和考古學基礎數據，揭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史前人類交流和互動的歷史，增強絲路沿線各國的歷史文化認同，增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互信和民心互通。 
研究由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B類）、中國科學院國際伙伴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中國科學院青年促進會等資助。
原文鏈接：
https://doi.org/10.1016/j.scib.2020.06.026（Science Bulletin）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34576（PLoS ONE）
相關報道：早期現代人擴散過程復雜 南北路線相差數萬年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中新網北京6月24日電（孫自法）：關乎“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的早期現代人起源、演化和擴散等科學議題，長期以來備受關注。
科學家在這方面的最新研究進展顯示，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且擴散過程中與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態。擴散開始時間上，“北方路線”比“南方路線”晚約7萬-5萬年。
早期現代人擴散是一個復雜動態過程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所)介紹，針對早期現代人的擴散問題，學界以往多關注沿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等地區擴散的“南方路線”并發表大量研究成果，“北方路線”擴散研究相對顯得冷清。不過，近些年來隨著古DNA分析技術的發展、新的測年技術應用、考古新材料的發現等，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目光投向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
目前，早期現代人沿“南方路線”擴散到中國的考古學證據十分薄弱，而北方則發現明確的具有“西方”特點的考古學遺存，預示“北方路線”的存在。
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研究員團隊在前期“北方路線”多項研究成果基礎上，最近又與德國、美國同行合作，分別在專業學術期刊《科學通報》和《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上發表了“北方路線”最新研究論文。
高星指出，化石人類學、古基因組學、考古學等多方面證據顯示，距今約5萬-3萬年間，早期現代人曾沿中亞、西伯利亞、蒙古、中國西北地區等向東擴散，這一“北方路線”擴散晚于沿“南方路線”擴散(距今約12萬-8萬年)開始的時間。這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過程，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并且擴散的機制和動因可能有所不同。
他說，“北方路線”最新研究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且擴散過程中與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態，早期現代人在沿“北方路線”擴散過程中與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類型人類有過頻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類基因交流歷史的復雜性，“提醒學者在討論我們的直接祖先——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時應該更加重視區域復雜性和基因交流的頻發性”。
水洞溝遺址揭示北方擴散或有多條路線
石制品技術是論證早期現代人擴散路線的重要證據，研究者通常認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遺存與早期現代人相關。以往的研究立足東北亞不同區域石制品技術的籠統對比，提出此類技術的擴散路線，但缺乏以人類行為決策為基礎的詳細技術對比。為此，中科院古脊椎所高星、李鋒團隊選擇寧夏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的石制品開展了詳細的技術分析。
李鋒研究員介紹說，寧夏水洞溝遺址群是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址群，在石葉技術的擴散、晚更新世晚期東北亞人群互動和生態適應等研究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第1地點因出土具有歐亞大陸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過渡特點的石制品遺存，為討論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提供重要材料。
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1963年出土石制品的技術研究將古人類的技術實踐看作行為決策過程，研究團隊通過對石核準備、臺面修理和剝片面維護、剝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產階段行為決策的分解與提取，重建古人類的技術知識體系。同時，通過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外貝加爾地區、蒙古北部地區相關IUP遺址石制品技術的對比，發現水洞溝第1地點的石制品技術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更為接近、與蒙古北部和外貝加爾地區差別較大。目前已有的年代學研究結果顯示，IUP遺存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出現的時間較早，在蒙古北部、外貝加爾地區和中國北方出現的時間大體同時，但晚于阿爾泰地區。
綜合水洞溝遺址研究成果，中科院古脊椎所科研團隊認為，東北亞地區IUP石葉技術的擴散是多路線模式，而非之前學者提出的單線擴散模式。該研究從考古學角度揭示出早期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并非單一的，而可能存在多條路線，進一步表明早期現代人擴散的復雜性。
“北方路線”后續研究提出諸多新課題
高星、李鋒團隊坦言，雖然早期現代人擴散“北方路線”研究取得重要進展，但相關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環節，給后續研究提出諸多新的課題，主要包括：
中亞、中國西北地區等發現的相關考古遺址還較少，亟需系統的調查以填補北方擴散路線上的空白，使得該路線更為完整、更加充實；早期現代人化石的發現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較少，基礎數據有待補充；北方擴散路線所在的區域地理環境多樣(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現代人擴散過程中對不同生態環境的適應是今后相關研究的重點；早期現代人擴散中與古老類型人類基因交流頻發，他們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以何種方式存在、如何在考古學材料中辨識等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內容。
中科院古脊椎所透露，目前，高星團隊正在開展中科院國際合作局“一帶一路”專項項目的研究，將立足“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和國家的史前考古學研究，補充此區域古人類學和考古學基礎數據，揭示“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史前人類交流和互動的歷史，增強絲路沿線各國的歷史文化認同，增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互信和民心互通。
相關報道：從非洲到東亞 早期現代人“東遷”可能走過“北方路線”
（神秘的地球uux.cn報道）據科技日報（陸成寬）：早期現代人是怎樣走出非洲來到東亞的？他們到底走了哪條路線？這個問題一直被學術界高度關注。
以往學術界更傾向認為，早期現代人從非洲向東亞進發，走了一條“南方路線”，這條路線途徑阿拉伯半島、印度、東南亞等地。為探究這條早期現代人擴散的路線，研究人員發表了大量關于“南方擴散路線”的論文。
事實上，早期現代人“東遷”，還有一條“北方路線”，這條路線途經中亞、西伯利亞、蒙古和中國西北等地。然而，這條路線很長一段時間都少有學人關注，相關研究也顯得冷清。
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
近年來，隨著古DNA分析技術的發展、新的測年技術的應用、考古新材料的發現，時移世易，早期現代人“東遷”的“北方路線”開始受到關注，越來越多的學者將目光匯聚于此。
近日，應《科學通報》的邀請，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高星團隊發表了關于早期現代人沿著“北方路線”擴散的評述。“化石人類學、古基因組學、考古學等多方面證據表明，距今約5萬—3萬年前，早期現代人曾沿中亞、西伯利亞、蒙古、中國西北地區等向東擴散。”高星說。
相比早期現代人在距今約12萬—8萬年前便沿著“南方路線”向東擴散，“北方路線”要晚不少。高星說，這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過程，在不同時段有著不同的擴散路線，并且擴散的機制和動因可能有所不同。
早期現代人在沿“北方路線”擴散過程中與古老類型人類（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有過頻繁的基因交流，揭示出古人類基因交流歷史的復雜性。“北方路線”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是一個復雜的動態過程，且擴散過程中與不同人群的基因交流可能是常態，提醒學者在討論我們的直接祖先——現代人的起源和演化時，應該更加重視區域復雜性和基因交流的頻發性。
石制品遺存為研究早期現代人擴散提供了依據
石制品技術是論證早期現代人擴散路線的重要證據。因與早期現代人出現的時間重疊、出土的文化遺物（如裝飾品）具有行為現代性特征等原因，研究者通常認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初段（IUP）的文化遺存與早期現代人相關。
以往的研究立足東北亞不同區域石制品技術的籠統對比，提出了此類技術的擴散路線，但缺乏以人類行為決策為基礎的詳細技術對比。針對此情況，高星團隊等選擇寧夏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的石制品開展了詳細的技術分析。寧夏水洞溝遺址群是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重要遺址群，在石制品技術的擴散、晚更新世晚期東北亞人群互動和生態適應等研究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第1地點因出土了具有歐亞大陸西方舊石器時代中晚期過渡特點的石制品遺存，為討論早期現代人的擴散提供了重要依據。
水洞溝遺址第1地點1963年出土石制品的技術研究，將古人類的技術實踐看作行為決策過程，通過對石核準備、臺面修理、剝片面維護、剝片與石器加工等不同石制品生產階段行為決策的分解與提取，重建古人類的技術知識體系。
研究人員通過與俄羅斯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外貝加爾地區、蒙古北部地區相關IUP遺址石制品技術的對比，發現不同地區存在一定的區域技術特點，但總體上水洞溝第1地點的石制品技術與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更為接近；相較而言，其與蒙古北部和外貝加爾地區差別較大。目前已有的年代學研究結果顯示，此類遺存在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出現的時間較早，在蒙古北部、外貝加爾地區和中國北方出現的時間大體相近，但晚于阿爾泰地區。
綜合以上證據，高星團隊提出東北亞地區IUP石制品技術的擴散是多路線模式，而非之前學者提出的單線擴散模式，表明了早期現代人擴散的復雜性。該項成果已于近日在《公共科學圖書館·綜合》上發表。
高星表示，現代人擴散的“北方路線”的相關研究也存在一些薄弱環節，給研究者提出了諸多新的課題。目前中亞、中國西北地區等地發現的相關考古遺址還較少，亟需系統的調查以填補“北方路線”上的空白；目前所發現的早期現代人化石和古DNA的研究案例較少，基礎數據有待補充；“北方路線”所在的區域地理環境多樣（林地、草原、沙漠等），早期現代人擴散過程中對不同生態環境的適應，也將會成為今后相關研究的重點。